一般说来，理工农医学院独

立发展是1952年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管理经验完成的院系调整产物，拿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显然是偏离的决定，但是也曾有很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参观我国的农业大学后表示感叹和羡慕，说有特色和优势，符合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

　　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从30年前的8：2减少到目前的6：4，可以说发生了规模与结构上的很大变化，但是农村人口仍然很多，占大多数是不争是事实。从这一点看，无论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还是规模、效益，农业大学在我国仍然要处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而不应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

　　正如前面所说，西方教育家羡慕和感叹的农业大学这一长项优势，按照西方的以往图纸裁减缝合掉了。浙江、广西、贵州、青海、上海、延边等地的独立建制的农业大学被合并掉了。正如52年的院系调整经历长年建设与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长处一样，合并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是总而言之，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被割裂了，发生了8：2的倒挂现象：即农业类专业（非农专业）、农村学生（县城以上城市）、毕业后服务于“三农”（非农业岗位就业）的规模比例从过去的8：2变为2：8了，简单追求大学规模效益导致了教育“离农”现象的加剧。

　　合并后的综合大学的规模效益可能增大了，校园面积得益于农业大学的试验田的面积扩增数倍，投巨资盖起了高楼大厦气势很雄伟，教职员工数也达到几万人，堪称东方或中国的西方某大学。实际上怎样呢，经过合并后，自然把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重新整合，脱离了农学院，农业大学原有的农学、土化、植保、园艺、畜牧、兽医、农业工程、水利、农经等院系也被分割成若干个学院、中心，教师、学生、研究室、设备、场地、学术活动都萎缩了，任何举措都要看效益、效率这一不可动摇的标准尺码，沾上“农民”和“补贴”的工作难以摆到议事日程。萎缩的农学院，打不起精神来，有一种被“收编”、“降格”、“边缘化”的感觉，校领导班子中渐渐没有了原农业院校的位置，有些农业院校的院变为系，再变为狭小的学科专业。

　　从正面看问题吧，让人自豪的可能是大学的大牌子，招生分数提高了（有的院校提升100分），办学经费和知名度也大为提升，但这是仅有的少数大学。农业大学想更名的想法也大都出于此，但这一追求功利的做法，因老一辈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反对大都没有成行。国际接轨和市场效益观指导下的大学合并带来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但是高校为“三农”服务的办学方向、教学内容、培训计划、生源、就业、示范、辐射、带动职能和作用如何呢？原来归属于农业部门时投资建设的研究与培训中心逐渐变为学生宿舍，农业与农民培训无论规模还是计划大为减少，把农民请进来举办“农民科技日”还是走出去为农民咨询服务都成为往日的回忆。农民培训中心，因没有培训经费、没有培训计划、没有培训任务、缩减岗位编制，有的被搁置疏远，农业教育“离农”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教育家办教育”，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理念，既不是权大才办教育，也不是钱多了才办教育。“三农”工作更是我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那么“三农”教育也应该是重中之重。然而，借助“教育产业化”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发生的变迁，可惜农业和教育逐渐脱节了，加剧了“离农”现象。农业部门忙于生产与技术，无暇关注和服务于更多的农业教育，教育部门也没有精力关注和管理好农业教育。过去有些领导认为教育是长线工作，忙于生产就难以顾及到，但最近有些领导同志正在关注这一现象，正在认真思考如何矫正和补救。其他行业的教育统一归教育部门无可厚非，正是国际接轨和普世价值观的体现，然而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教育如何定位、建设与发展呢？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科学。

　　任何改革并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与发展。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在十七大提出的正确选择，农业部门是否也需要矫正和补救呢？人才是第一资源，教育是人才的源泉和保障，发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长线，但是决不是负担和麻烦，与大学与研究无缘的各级政府有可能陷入低迷和徘徊，就象没有多少学问的官员经常出笑话一样。只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才有优秀的人才；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各行各业。

　　“生产——技术——人才”是大忙人的思维程序，经常是事倍功半，而“人才——科技——产业——社会”是大师大家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表达。